郑玉阳：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文-欢乐点，智慧门店服务商

郑玉阳：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文

2023-07-28 17:00:56 欢乐点

有竞争的思想，有积淀的政治

文｜郑玉阳

大多数人通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开始关注外卖业具体的劳动过程，尤其是算法在其中所饰演的角色。但是，任何对劳动者的劳动自主性问题的阐述，都不可能从单一具象的劳动过程本身找到答案，决定劳动自主性程度的一定是施加于劳动者脸上各类社会诱因的辨证综合。外卖业同样这么，决定外卖员劳动过程自主性的力量绝不只是单一的算法，还包括外卖业的总包体系、平台垄断、不平等的考评机制、外卖员自身承受的持续的生活压力等结构性诱因。

我们为何关注外卖员

中国的外卖业在2015年开始加速发展，如今已然成为城市系统运行的重要组成。大部份人对外卖员的感性认知来自于她们穿着白色或黑色工服在车水马龙中穿梭，这是她们的劳动过程，却也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这便是外卖职工作的特殊性。

然而这些特殊性似乎又内在于一种现代城市生活的普遍状况，即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雷蒙德·威廉斯所说的“流动的藏私”[1]：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躲藏在自己的私人领域，却依然可以凭着技术系统获取例如水、电力与信息等维持生存的必要资源，但如果没有建造和维持这种技术系统的人，所谓“流动的藏私”也就难以实现。点外卖这一活动同样符合“流动的藏私”的定义，由于人们不用出门就可以获取食物，不同之处在于，人们使用电力和手机时是可以忽视掉建设电力和联通基础设施的工人的，也就是这些真正把处于私人领域的个体同外界联接上去的劳动者。并且外卖员则必须在城市的街角、商场、电梯中，以自己身体的流动充当食物资源传输的管线，为人们提供便利的服务。

这些“可见性”迫使人们关注外卖员，并找寻理解外卖员的话语，并且这种话语再多大程度上重现了外卖业的真实图景？尤其是在《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所引起的热烈讨论中，算法反倒取代外卖员成为了主角，为啥有外卖员会责怪：

我们身处舆论的中心，却只能看到他人的意见，专家啊，学者啊，没我们哪些事儿。外卖小哥似乎没有说话的权力，我们说的话根本没人听得见，即使说了也会消失在皑皑人海中。热度过去，更没人乐意关注了。我身边的外卖员也就吐槽一下，还是得接着干活。[2]

坦白说，在我亲身体验送外卖4个月的过程中，原本丝毫觉得不到算法的控制，由于在实践中很清楚的事情是，只要你离开特定的商圈一定距离，算法就不会派发新的订单。而且我的徒弟却不断告诫我早日回到商圈，由于只有这样算法能够继续给我派发订单，因而在相同的时间内获得更高的收入。为此，每每我看见虽然没有算法的控制，外卖员还是风驰电掣地返回商圈，我都会感叹对外卖员劳动自主性的考察，不能再顺着那个单一地阐述劳动过程和算法的路线进行下去了，由于在这一过程中，她们恰恰是主动去“拥抱”算法的。《外卖骑手基本劳动现况调查》显示，调查中有超过六成骑手头上负有房贷，近1/3的骑手欠款超过10万。[3]用骑手自己的话说则是：“来送外卖的，谁头上没点欠款啊！”因此，仅仅从外部观察外卖员，便难以感受那个“因为每天都面临逼债的压力，所以不得不在半夜、在大下雨、在出了事故以后还要坚持送餐”的苦闷。而正是想要从真实的生存和劳动情境中去找寻外卖员劳动自主性问题的驱动力，使得我成为一名全职外卖员，具身性地参与到送外卖这一劳动过程中。

须要强调的是，我并不是以一种猎奇和同情的态度去体验外卖员的劳动过程，由于外卖业还具有另一个普遍性的维度，即内在于2008年的金融风暴以后，中国通过发展信息和互联网产业实现经济发展模式升级和构建这一总体过程中。正如唐旻在《腾讯：中国互联网大鳄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所强调的，变革开放后，中国凭着着“以工业产品出口为导向，依赖外商投资”的模式取得了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但它的弊病在于高度依赖外部的全球资本主义，一旦美国消费市场萎缩，都会对中国经济导致严重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后，通过发展国外的互联网与信息产业，找寻新的经济增速点，而且创造大量就业，借此抵挡全球经济衰退的冲击，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升级和构建的核心策略[4]，外卖业自然内在于信息产业发展这一进程。因而，外卖业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是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事。

专送模式与不平等的考勤机制

以下资料主要来自于我作为上海地区专送骑手的经验和观察。外卖配送总体上分为专送和众包两类。众包模式更接近人们想像中的“零工经济”，成为众包骑手不须要任何条件，也不须要加入任何组织，只须要下载相应的APP完成注册即可。众包骑手的均价相对较低，而且会随着配送距离的降低有所提高，通常来说，所有跨区域甚至跨城市的订单都是由众包骑手完成的。因为众包骑手以个体的身分加入平台，因而相比于专送骑手来说拥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对于缺勤、考勤、是否接单、日任务量没有强制性要求。外卖平台最初的确是以“零工经济”的面目出现的，映照在其上的“共享”、“自由”等溢美之词实质上是一种与平台经济迅速扩张相配套的话语。但是，现实的情况是2020年美团外卖日订单量早已达到4000万[5]，类似众包那个缺少专业化组织管理的“平台+个体”模式[6]是难以承受住这么规模的交易量的，因而，从零工模式到专送模式虽然是外卖业必然的演化路径。

从上述的介绍可以看出，外卖平台的劳动组织过程既复杂又灵活，这无疑提高了平台的控制能力，而且反过来消弱了外卖员的磋商力量。首先，众包模式促使当下社会中任何在经济衰退中处于持续的生活压力之下的群体都还能成为外卖业潜在的劳动力后备军，这无疑消弱了专送骑手的工作场所磋商力量，由于虽然一部份专送骑手选择罢课，平台依然可以依赖众包骑手维持营运，这么专送骑手自然丧失了磋商的砝码。其次，因为工会组织和集体意识的缺位，致使组织磋商力量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假如仅从对外卖员群体“原子化”的想像出发，假定外卖员在自雇用的模式下彼此之间存在个体劳动者的利益之争，就容易忽视“平台-站点-骑手”这一实存的“三层结构”的营运模式对外卖员的控制。

与通常发包模式不同的是，站点不只是取代平台雇用劳工，还嵌入到骑手每时每刻的配送过程之中。首先，站点的工作人员负责外卖配送软件的后台管理，可以随时取缔骑手的帐号或则调度订单的分配（订单按照距离远近、配送难度有优劣之分）。其次，站点与骑手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是对抗性的，站点有时又在平台面前饰演着骑手的利益代言人的角色。因为对骑手的各类罚金的权利，包括配送超时、物流配送缘由取消订单、蓝色风暴衣着不合格、顾客投诉等，依旧归属于平台，可骑手倘若就那些处罚进行申述又只能求援于站点的管理者，这么一来，为了个人生存问题骑手只能尽量顺从于站点的日常管理，并寄希望于前者才能为自己争取最大程度的利益。同时，尽管平台表面上赋于了骑手投诉所属站点管理者的权力，但在我所属的站点中，管理者明晰表示：“你骑手投诉我可以，那是你的权力，并且你投诉我以后，我辞退你也是我的权力！”十分清楚，在现存的不平等的管理和组织模式中，外卖员难以拥有劳动的自主性并捍卫自身的权力，但这肯定是算法之外的诱因在发挥作用。

专送模式所采取的“平台-站点-骑手”的三层结构促使外卖业老娘关系和劳动组织模式进一步复杂化，这些复杂性本身编织出了一张控制劳工的网，骑手在劳动过程的好多细节上都遭到制约，没有任何实存的机制才能保证骑手民主地决定自身的劳动过程。诸如，我所属站点的缺勤要求是骑手每月必须缺勤26天，而且每三天要跑够25单，否则原先9元一单的均价都会降到8元，一位骑手基本上每位月起码可以挪到700-800单，如果他没有完成上述指标，这么都会损失700元钱。这无疑是一种非常不平等的规定，它的作用仅仅在于强迫外卖员在节假日或则极端恶劣的天气一直保持高缺勤率借此为平台攫取更多的收益。我身边的一位骑手以前为了在“五一”长假保证每晚的缺勤，而被迫连续5天送外卖到晚上12点，那种时侯，第25单被骑手们称为“回家单”。包括狂风天气，洪水天气，骑手们之所以不顾生命安全地下来跑单，也正是这一不平等的考勤制度的产物。另外，在客人投诉制度上，骑手也面临着不平等待遇，去年6月份陕西西安一名骑手仅仅由于拒绝帮助客户扔垃圾，就被罚款50元并限制接单量，骑手的申述流程非常繁杂，而且客人投诉只须要单方面“陈述事实”，平台不须要对其真实性进行查证。

有人说，外卖员似乎辛苦，但在劳动过程中却比鞋厂的工人在工作中享受更多的自主性，这些自主性指的是骑着电池车在马路上飞驰的体验，甚至连外卖员自己也会承认这一点，迎头而至的风和两侧快速退后的夜景虽然还能帮助它们营造一个暂时躲避现实压力的异空间。可这其实不是劳动过程的全部，比如，去除严酷的罚金之外，骑手每位月的工资中还要被固定交纳的费用如下：工会费25元、骑手费用15元、保险125元、服务费75元，每位骑手自行收取交通保险这件事早已不是哪些新闻，外卖员也不止一次指责那些扣款的合法性，但站长却叮嘱：“不要再苦恼这几十块钱的小钱，其它站点几百块钱的不合理罚金很常见，本站点的人要懂得珍视。”

非常清楚，在这种涉及到实际利益的问题上，外卖员是缺少自主性的，我经常在想，假如没有不合理的罚金制度、没有不平等的投诉机制，假如薪资条上才能少一些莫名其妙的扣款，假如在发生交通车祸时平台能成立一个机动的修理小组帮助孤立无援的骑手处理问题，其实，假如骑手可以甩掉严密的控制为自己争取一点权益，这么她们的日子是不是都会好过一点？

算法：物质性、信息商品化与技术政治

回到当初被热烈讨论的算法问题，现今人们愈加感遭到的是算法作为一种独立于人的自由意志的技术正在左右人类的决策和组织，但这些感性认知虽然遮蔽了算法本身的物质性维度。在外卖业，我们可以看见一种没有以光鲜艳丽的计算机和大数据技术作为支撑的“算法”，即美国的“达巴瓦拉”，有着130年历史的原始的“外卖系统”，一直包含着以下信息：骑手定位、商家定位、配送时间、配送路线、菜品款式和价钱等等，其根本不借助计算机编程，而是通过外卖员在共同实践中总结下来的一套简单编码系统由颜色、字母、数字和其它简单符号组成的，来保证配送的及时性和确切性[7]。

但是明天媒介和信息产业的高度专业化和商业化早已在普遍的经验层面中将语言、媒介与信息技术同其物质基础割裂开来。卢卡奇觉得，高等植物为了生存，彼此必须进行沟通，人类的语言和相处起源于经济的须要——为了才能掌控越来越复杂的生产组织，人就须要彼此沟通讯息[8]。这也正是文化唯心主义的内核：语言、信息和劳动原本就是一个总体的物质过程的两个面向，并不能分开去理解[9]。因而，当我们以文化唯心主义的路径去理解信息与人类的实践活动的辨证关系后美团骑手系统派单破解，就能否明白，就像“达巴瓦拉”这一反例所表明的，这些看似早已被专业化了的媒介和信息技术实际上一直来始于人类活动本身，它们从人类的实践活动中通过专业化的形式被抽离下来又溶化到人类普遍交往活动之中。并且这些“抽离－溶化”过程并不意味着信息和文化简单地被还原到人类直接的实践活动中，由于它遭受了商品化逻辑的中介。信息商品化的一个明显后果在于，当媒介和信息开始大规模地以商品的“形式”出现，因而成为人类组织与生活的基础设施，资本对生活世界的全面渗透便得以可能。同时，媒介与信息的“内容”向度又不可能在商品这些方式之下还保持原先的面容，内容必然被方式改变，这便涉及到了算法的技术政治问题。

外卖平台算法系统的本质依然是基于历史信息的统计和学习在短时间内给出联接商户、骑手和消费者两者之间供给与需求的方案。相较于此前的媒介与信息技术，算法的特殊性在于它还能实时地将现实相处活动形成的海量信息以数据的形式呈现下来并进行高效加工处理，同时它自身反过来成为了人类的一种新的组织和相处模式。但恰恰是在这一过程中，算法被资本主义商品化的逻辑中介，因而被嵌入了符合平台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价值观。某外卖平台程序员坦承：“外卖骑手跑得越快提升了平台的配送效率，却引起了自己和自己的同伴们后续越来越辛苦配送时长被一再榨取。”[10]当外卖员由于担心超时而在某一条路线上逆行或则闯红灯时，这种骑手冒生命危险的代价节约出来的时间又会被算法吸收并再生产为一个新的普遍的时间标准，这么循环下去，最终的结果就是每一条路线的时间要求就会被压缩到极至，平台因而获得更多收益，背后却是骑手每分每秒都在上演的生死车速。

我对这些算法的技术政治是有过经验层面的体会的。明年春节期间，因为订单量少引起我没法完成上文提及的考评标准，因此仍然耗到晚上10点钟，天忽然开始下雪，我心中一慌神就撞到了街边的栏杆上。电动车早已未能正常启动，我的肩膀也受了伤，但算法系统中的时间还在一分1秒地流逝，那个情况的确让人倍感绝望，而当我打电话给站长说明情况，他首先问我是否可以把手中没送完的订单完成，由于这关乎他的绩效。很其实，这儿的算法充当的只是冷漠的计时器美团骑手系统派单破解，它不会感应到硬生生的情景，也没有谁能在那一霎那介入算法，将计时停止。但是，算法并非只有一种，假如我们才能把追求效率的价值观嵌入到算法中，这么同样把讲求安全性的参数放置其中，比如降低易发生交通车祸路段和时段的配送时间。算法还有多种可能性，我们如今早已晓得了仍然形塑着算法的主导力量，即信息商品化的逻辑，这么应当思索的是构建容许外卖员根据自身劳动经验和诉求去主导算法设计过程的协商机制，而不是饱含绝望地、想象性地把算法固化为一个敌视骑手、压迫骑手的技术实体。

据悉，正是认识到了算法的物质性，我们才可以戳破外卖平台所谓“自雇用”的神话，平台把握了最核心的生产资料——算法和手机软件，因而骑手一直处于雇用劳动制之下。但我们不能为此推入另一个圈套，即觉得电动车、手机、工服这类骑手个人订购的产品不算生产资料，实际上更为激进的理解是，平台资本不只欺压骑手创造的剩余价值，还同时通过占有骑手自己购置的生产资料进行剥夺性积累[11]。假若每一位骑手的手机、电动车以及通常性的修理费、保养费和水费，按最低计算是4500元左右，这么它其实难以和上百亿的数额进行比较，并且按照2020年美团财报[12]，2020年美团有单骑手总量为295.2万，电动车和手机的总成本起码是132.84亿，这依然不是一个小数量。

平台垄断或则平台合作主义

一位在上海某商圈从事6年外卖员的姐姐告诉我，2015年百度外卖还没有被饿了么出兵，大众点评也没有被美团出兵，当时外卖员每位月的下雨、远距离配送、大重量和低温等补助合计在一起大约有2000多块钱，而现在类似的补助每位月还不到100块钱，虽然是在35度的低温天气也从来没有任何补助。在平台垄断之下，面对此种不公平的待遇，外卖员最多也只能是在微信工作群零星地埋怨几句，没有任何议价权。并且，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平台垄断资本所生产出的社会矛盾是内生性的，它们不会真正消失，去年秋天“陕西外卖员怒烧餐箱”、“外卖员四小时抢253单随即‘报复性’注册帐号”的新闻早已否认了这一点，如果不能完善实存的机制保证外卖员劳动自主性与权益，类似破坏性的冲突只会一再上演，因而，必须去探求除平台垄断之外的多样化和可持续性的外卖营运模式。

日本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在《数字失踪》一书中曾强调互联网技术天然的“网络效应”[13]，会促使互联网产业更容易产生垄断。当某一平台凭着资本优势率先将用户资源建构上去，便具备了一定的公共性，这些还未加入这一平台的潜在用户便会被源源不断地吸纳进来。不过这一判别虽然更适用于提供赶超空间限制的公共社交需求的社交媒体平台，外卖平台的“网络效应”则不是这么明显，由于无论平台怎么垄断和扩张，送外卖这一活动一直是高度地方化的，是受空间限制的。在实际的营运过程中，大部份骑手总是在以某一区域为中心方圆5公里之内活动，虽然是在现行的垄断平台模式下，实际负责管理营运的是区域化的总包站点，而不是平台本身。

因而，外卖业的垄断经营不是必然选择，平台现行的营运模式恰恰证明了，外卖这项服务并不一定非要由小型平台去提供，完全可以以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城区为基础，基于外卖业固有的地方化逻辑，探求在地的“平台合作主义”模式。诸如，基于本地需求构建外卖合作社，由外卖员、商家、消费者共同所有，同时在管理组织上推行参与式民主，保证外卖员的劳动自主性。又或则由政府或则NGO组织集资建设算法和应用程序等基础设施，并容许不同区域的外卖员借助这种基础设施举办外卖配送活动。这种平台合作主义[14]的想象早已在美国的CoopCycle的呼吁运动和土耳其的平台等实践中开花结果[15]，也是探求当下中国外卖业多样化、可持续发展路径时值得借鉴的实践资源。

公众号致诚劳动者的一篇文章阐明了外卖业的“法律暗网”：A公司给他派单、B公司给他承保、C公司给他发薪水、DEFG公司给他交契税……它们相互交织，将骑手紧紧捆住，可当骑手真正坠入前方的坑洞并向外求救时，其中的任何一家公司都不足以成为他的用人单位。而站在系统外的农户工律师，如同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劳动关系被这样一步步地人为击碎……[16]可见，算法其实是决定外卖员劳动自主性的关键力量，但它仅仅是构成外卖业这张总体性控制网路的一个环节，法律暗网、不平等的考评机制、平台垄断、以及持续的生活压力都在阻碍着外卖员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若是想将这张复杂的网路明晰，仅借助学术界、媒体和平台企业自身的督查是不够的，还必须培植一个才能让外卖员自己发出声音，自己决定自己命运，自己为自己开辟公路的环境。去年7月份国家人社部等八部门印发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强化新经济产业工会组织建设[17]，是初步的探求和尝试，而其具体的落地情况，则是接出来须要持续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andForm.:,1974:26

2外卖骑手的江湖“盟主”[EB/OL].

[2020-10-22].

3诚食讲堂|人的逻辑和算法的逻辑：孙萍、何思齐对谈外卖骑手与平台的关系[EB/OL].

[2021-10-23].

4MinTang，:TheofChina'sGiant.NY:,2019:18

5美团外卖宣布日订单量破4000万单[EB/OL].

[2020-8-11].

YujieChen(2020):TheandofinCh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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