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潇
在院校云集的上海地区，华北科技学院、华中农业学院、武汉理工学院、武汉体育大学等院校，不久前都纷纷划立了“禁区”——限制外卖汽车步入公寓区。
无独有偶。上海、厦门等多地院校也先后颁布了类似的限令。记者在专访中了解到，有朋友为校方维护校园安全叫好，而热衷叫外卖的朋友则期盼校方的理解。多位专家倡议：外卖席卷校园，存在即有其合理智，传统的学院管理面临新挑战，要正视80后、95后学院生的个性化需求，不该一禁了之。
网路外卖催生校园“禁令”
在学院校园，这样的场景并不鲜见：每到晚上或夜晚，送外卖的电动车陆续驶来，有时一个寝室单元旁边就有四五辆之多，领餐的朋友络绎不绝。学院校园活脱脱成了外卖集散地。
来自一家市场智库的2015年中国互联网餐饮外卖市场专题研究报告显示：2015年第4季度中学生校园市场份额占到餐饮外卖市场的26.6%。
在网上搜索“外卖”“禁止”“进校”等关键词，可以见到，在2005年广州等地多所院校就早已对外卖进校说“NO”了。而随着各类手机订餐软件的盛行，外卖大军进一步壮大，各地院校纷纷发布“禁令”。
虽然外卖成为越来越多的学院生的选择，而且安全和卫生的隐患也不少。中南民族学院保卫处一位负责人接受媒体专访时解释说，首先是卫生安全问题。冬季食物很容易发霉，外卖的食物不能挺好地保证新鲜度。假如有朋友吃坏腹部，责任问题校方不易确认；其次是人身安全问题。配送员等社会人士步入校园，鱼龙混杂，可能会带来各类隐患。并且，外卖电动车出入校园，很容易引起交通车祸。
“禁令”执行面临众多难堪
不过，记者专访时了解到，“禁令”执行面临众多难堪：部分流于方式，也衍生出一些新问题。
重重“禁令”之下，外卖小哥还是千方百计地“冲”进了校园。有的人除了穿着和中学生一样，甚至用书包隐藏外卖进校送餐。成都一院校为严禁外卖人员步入，特意把院墙砌高。结果，竟有外卖小哥直接翻墙送餐。在四川、湖南、湖北等地院校，甚至衍生出保安私下付钱放行等状况。
平顶山西安等地更是出现了想像不到的问题：成都学院发布限令后不久，校区旁边前便塞满了各类汽车，几乎把马路弄成了停车场。几天后校园外卖平台，该校关于门禁制度的通告在其官网上消失。
“禁还是不禁”拷问院校管理
自由开放是学院建设的应有之义。但反观现实，在各类限令面前，院校管理与开放性显然成为矛盾体。
关于学院门禁的问题，中国政法学院副院长朱巍表示，“设门禁或保安是中国院校的流行做法，这和当前的社会环境有一定关系。中学负有保护中学生人身安全的义务，设门禁可以对进校人员身分进行核实，是可以理解，也确有必要的做法。”
有统计显示，截止2015年年末，中国裁判文书网有关校领导贪腐的裁定书中，逾4成涉饭堂腐败。受访专家强调，中学饭堂大多是自主经营，享有低房租、垄断，甚至免税金的让利新政，却无法在食材、口味，甚至服务上与外卖竞争。中学可以严禁外卖小哥进校园，但无权制止中学生选择从校外订餐。严禁外卖送餐进校园，尽管中学是出于好意，但更应当做好的是怎样提高饭堂的饭菜标准和就餐环境。
“在一味地发布‘禁令’的同时，院校是否会反省中学饭堂存在的问题？”中国人民学院法大学院士刘俊海接受记者专访时提出了这样的疑惑。
在外卖进校园遭禁惹起关注之前，因向公众开放而成为旅游热点的上海学院、北京学院、清华学院等名校，也面临着“禁还是不禁”的校园管理困局。但一纸限令的实践告诉我们，在管理方面校园外卖平台，只靠“禁”是行不通的。在开放校园的大趋势下，怎样理顺开放与安全的关系，叩问着校园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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