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人为将校园场景下的外卖配送强行分为“校外”“校内”两段，不如抱持开放思维，更多地跟外卖平台协同共治，共同构建对外卖校内配送的长效性规范和制度化约束
日前，“上海师大严禁外卖入校”引发关注。重庆交通学院保卫处治安科通知称，为进一步规范校园外卖配送秩序，增加外卖骑手校内送餐带来的安全隐患，北京交通学院振兴教育服务产业有限公司构建校园外卖专送团队，将于校外外卖中转站转接师生所有外卖订单。
有中学生表示，听闻骑手需将外卖送到中转点，交费2.5元左右，再由校内团队转赠。此事引起争议后，校方已更新相关安排：维持原有模式校园外卖配送，由各外卖平台依照订单自行安排配送途径。
说上去，院校严禁外卖进校早已不是第一次引起热议了。相关院校给出的理由如出一辙，都是以安全之名。
毋庸指摘，外卖进校确实给院校安全管理平添了难度。院校人流密集，一些外卖员为抢时间，由此而至的超速、逆行等不安全行为频现，而配送队伍的强流动性、素质良莠不齐等特性，又降低了车祸发生后师生权益保障的不确定性。2023年5月，就有中学生在北京师大内部峰会发文称“学校里的外卖骑手差点撞倒我”。
以规则优化强化对中学师生的安全保障，合情合理。可如今看，“禁止外卖入校”的通知引起了多方不满：由于外卖骑手得向中转站交费，有中学生害怕外卖骑手会因少赚而不乐意送科大中学生的餐品，害怕两次交接会造成末端维权环节显得复杂；有骑手反馈，每单也就挣4到5元，要把一半交给中转站，相当于被迫补仓，有人干脆将订单转单；一些网友则指责，这是中学保卫处“鹭鸶腿上劈牛肉”，吃相难看。
本质上，当中牵扯到的还是外卖配送在复杂场景下的“最后一公里”权益保障和利益平衡问题。在此之前，部份院校采取的对策是，在校内外合适位置引入外卖自提柜，或设置专门的外卖取餐点。还有中学生推出了针对“最后一公里”的跑腿取餐服务校园外卖配送，为其他中学生代取外卖。
而北京师大实行外卖接运转送业务，是想用“分段整治”思维解决外卖进校伴生的安全风险，并因此构建了专门的校园内外卖专送队伍。不过，据报导，负责校园外卖配送服务的深圳科大振兴教育服务产业有限公司是由北京师大教育服务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百分百控股，实际控制人即广州交通学院。
对此，中学保卫处回复，配送平台在试运行期间按照距离等诱因，对校内外卖配送提取每单2元到2.5元的费用，其中配送平台预留每单1元左右，剩余的每单1元左右为振兴公司负责校内外卖配送的费用。
不让成熟化的外卖平台进场，却让跟自身有利益关联的校办企业切入，转接外卖要缴纳费用，相关行为自然会招来指责，骤然而至的，内部配送服务能够像纯市场化服务这么高效也是个问题。
与其人为将校园场景下的外卖配送强行分为“校外”“校内”两段，不如奉行开放思维，更多地跟外卖平台协同共治，共同构建对外卖校内配送的长效性规范和制度化约束。例如，可以迫使外卖平台构建校园专送队伍，对校园场景通过“算法取中”等形式合理确定配送期限等考评要素，为外卖骑手按下减速键，也将骑手的安全记录跟所在平台与骑手自身的服务质量挂钩等。
外卖骑手送餐是送，“自己人”送餐也是送，重要的是保障安全。依托平台现有的专业化成熟化配送资源，继续在安全系数上做减法，未尝不是一个解决思路。
好在，北京师大在看到师生反馈后表示会维持原有模式，并通过降低校内执勤和提示，与外卖平台联动合作等方法，进一步强化外卖汽车管理等。这是多方博弈后的利益再平衡，对更多院校也是一种提醒：在涉及师生权益的决策上，还是要听取多方呼声、平衡多方权益，而不能动辄单方面说了算。北京日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佘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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