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必须明白，这些人中大多数还没有准备好被拔掉插头，许多人深陷其中，毫无希望的依赖于这个系统，甚至会为了维护它奋起反抗。”
——黑客帝国 (1999)
“我们会在这儿，不是因为我们自由了。我们会在这儿，恰恰是因为我们并不自由。这无可逃避，也不必否认。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目的，我们就不会存在。是目的造就了我们，目的联系着我们，目的牵引着我们、指引着我们、驱使着我们。是目的定义了我们，但目的也约束着我们。”
——黑客帝国2：重装上阵 The (2003)
“你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做出选择，你早已选择过了，所以才来到这里。”
——黑客帝国2：重装上阵 The (2003)
外卖骑手、乐器演奏者与街拍达人
近日，连续三起新闻事件引起笔者关注。
首先是“人物”微信公众号于9月8日推送的爆款长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
文章指出：近年来，外卖骑手的配送时间被逐渐压缩。
以3公里距离为例，2016年的配送时限是1小时，2017年变成了45分钟，2018年缩减为38分钟。数据还显示，2019年，中国全行业外卖订单平均配送时限比3年前减少了10分钟。
究其原因，要“归功”于外卖企业研发的“实时智能配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强大的AI智能算法限定了每名骑手的配送用时，并且不断进行所谓的“优化”，但没有将天气、堵车、等待电梯等意外情况纳入变量。
不仅如此，外卖企业还制定了一整套游戏规则，比如奖励按时到达的骑手，毫不留情的惩罚超时者等等。在“算法”和“系统”的加持下，这些规则被前所未有的严格执行，使奔波在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宛如置身一场难以逃离的大型真人游戏。
显而易见，这种基于现代科技的管理方式，一定程度上确实缩短了顾客等待的时间，更造就了外卖企业丰厚的利润（根据“美团点评”今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营收达到247亿人民币，同比增长8.9%，其中净利润22亿人民币，同比增长95.5%。）。
与此同时，这也让外卖骑手越来越疲于奔命。
为了不被差评、不被投诉、不被扣钱，甚至仅仅为了自己所在的配送站不在年末考核中排在区域内的后10%， 他们只能不停超速，不停违反交通规则，不停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最终导致外卖骑手成为高危职业。
文章列出了翔实的数据：2017年上半年，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数据显示，在上海，平均每2.5天就有1名外卖骑手伤亡；同年，深圳3个月内外卖骑手伤亡12人；2018年，成都交警7个月间查处骑手违法近万次，事故196件，伤亡155人次，平均每天就有1个骑手因违法伤亡；2018年9月，广州交警查处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近2000宗，美团占一半，饿了么排第二。
第二起事件来源于“游戏研究社”9日在观察者网 “风闻社区”发布的帖子《衣服少了，钢琴会更好听吗？》
作者对传说中已臻白热化的B站音乐区竞争进行了实地考察，截取了部分具有一定视觉冲击力的配图以佐证“B站钢琴区内卷严重”的言论，并以台湾主Pan Piano和韩国主Leezy为例，描述了近段时间以来，即使在演奏钢琴这样一种高雅乐器时，演奏者们的穿着多少与视频播放量是如何呈现着一种有趣的反比例关系。
在作者看来，这种经过反复对比验证的极高的关联度——尤其是与视频平台提供的收入的关联度——直接影响了乐器演奏者们的选择。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Pan两三年前的作品。那时候的她一样以二次元音乐为主题，但穿着打扮完全就是日常便装，偶尔一次播放量上到几十万，不久又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掉回来。
去年8月，Pan换上当红连载动画《鬼灭之刃》的cos服，视频播放量一举冲过200万，然后她回归便服风格，播放量随之回到零零散散的几万。
欣赏也好，嘲讽也罢，总而言之，Pan决定了自己的方向，或者说，观众的喜好和白底黑字的播放数据决定了她的方向。
有人根据油管的平台政策进行计算，预估Pan如今的月收入已经达到60~114万台币。”
当然美团骑手系统派单破解，不仅是，有网友指出，根据B站2018年起推出的“创作激励计划”，一则视频的播放量如果达到几百万，其up主可能会获得上万元的奖励。
帖子末尾，作者犀利的总结道：“真正悲哀的地方在于，平台的创作氛围正在逼迫有才艺的创作者脱掉衣服，用身材招徕流量。”
第三起事件与之非常相似，标题是《太古里街拍再次尬出新高度，这俩小哥穿的啥？！》
文章描述了在北京三里屯、成都太古里等地标性街区，原先还算正常的短视频街拍已经逐渐变味为“迷惑行为大赏”，其拍摄内容已远非“浮夸”“幼稚”可以形容，为夺人眼球几乎无所不用其极。
究其原因，文章写道：
“而扛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师也承认，他们会利用街拍创造流量，以吸引广告商。在一些视频平台上放上广告链接，只要有人点开链接就会获得提成。”
“一条看似漫不经心的街拍视频的背后，基本上是一个20人团队围着网红拍了三小时才选出来的，然后通过电商带货、打广告，甚至卖号来实现变现。”
关于从业人数和获利情况，文章也援引了权威媒体报道：
“据《钱江晚报》报道，2019年杭州专职的街拍摄影师已超过两百人，从事模特行业的人群已多达数十万。”
“一个刚毕业两年的摄影师，一年收入可达30万。因为街拍网红视频，有些服装厂甚至可以马上利润增长30%，网红本人能获利多少可想而知。”
作者毫不留情的指出：“这种杀死所有尴尬癌的做作街拍，早就已经变成‘摆拍’，在商业化的推动下成为了变现工具。”
在后两起事件中，商业化固然是根本原因，但不可否认，视频平台的算法与推送机制最大限度的拓宽了乐器演奏者们的受众范围，提高了街拍达人们带货变现的效率。某种程度上，算法是促使乐器演奏者们减少穿着和街拍达人们日益浮夸的重要推手。
更令人担忧的是，外卖骑手们在“算法”和“系统”的逼迫下超速，甚至付出生命，演奏者们的穿着也在视频平台激励政策的驱使下越发暴露——这是“血酬定律”和“色酬定律”在数字信息时代的无情再现。
笔者认为，这三起发生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新闻事件，共同宣告着一个被“算法”和“系统”驱动的新“摩登时代”正在逐渐到来。
新“摩登时代”
《摩登时代》（ Times）是一部由喜剧大师卓别林自导自演的无声影片，摄制于上世纪30年代。当时的美国已经相继完成两次工业革命，逐步由农业社会过渡为工业社会，社会化大生产也取代了传统的手工作坊，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
这一时期，工业化迅猛发展，资本主义也开始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到垄断阶段，资本家和工人都需要获取更多利润和报酬，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便成为了双方的共同选择。
工业化生产的特殊之处在于，其过程的每个环节都可以被细化分解、量化考核，对工人的管理自然也要与之相适应，主要表现为注重管理的制度化、标准化、科学化，同时重视对工人的培训，使之能够最为准确快速的操作机器。“计件工资制”就是这一时期激励工人的主要方式，同时也被视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手段。
然而，这一变革趋势，使得人开始成为工业机器的附庸。
《摩登时代》中，主人公夏尔洛的遭遇绝佳的反映了这一现象。他在繁忙的流水线上机械的拧着螺丝帽，每天神经质的重复着同样的工作，工厂老板却还在不停的调快流水线的速度，夏尔洛只能强迫自己跟上机器的节奏，将自己固定在这一模式。（“”的词根是“mode”，可译为“模式”。可见“摩登”或许不意味着现代时尚，理解为“模式化的”更加贴切。）
同时，这一场景也是“机器对人的异化”这一主题的首次影像化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讲，《摩登时代》是所有以“赛博朋克”为主题的科幻作品的老祖宗，《黑客帝国》《攻壳机动队》等后世大热的影片，在精神内核上都与其一脉相承。
可以发现，“调快流水线”与压缩外卖骑手的配送时限，本质上完全一致，都是强行减少了工人（骑手）完成每件工作（配送）的时间，从而逼迫整条流水线上的工人（区域内所有骑手）以更高的效率完成任务。区别是美团骑手系统派单破解，调快流水线的工厂老板被更加科学先进的“算法”和“系统”取代了。
同样可以发现，视频平台按播放量提供激励收入，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计件工资制”，或者说，是“计件工资制”在4G时代的体现（4G普及导致移动视频行业爆发）。这种“计件”结果被平台以折线图或饼状图等形式加以呈现，使up主们对自身价值的实（变）现有了更为直观的感受。
令人不安的是，如果说在工业化时代，“机器对人的异化”还受到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等条件的限制，那么在如今的信息化时代，这一过程则无时无处不在发生。
首先，在空间上，“算法”与“系统”借助移动互联网和各类智能终端的广泛普及，将触角伸向了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这使“机器对人的异化”突破了工厂围墙的限制，遍布于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
其次，在时间上，“算法”与“系统”寄身于各类app，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兴趣爱好紧密绑定，使人们不再像夏尔洛那样，仅仅在上班时操作机器。这使“机器对人的异化”突破了工作时间的限制，进而填满了整个24小时。
《摩登时代》中，以夏尔洛为代表的工人由地主的奴隶变成了机器的奴隶。
享受着数字技术与信息革命成果的现代人，可能也将变成“算法”和“系统”的奴隶。
马克思曾说：“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是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
不远的未来，系住现代人的，可能将是看不见的数据洪流。
这是一个全新的“摩登时代”。
这是由“系统”构筑的无物之阵。
“系统”之阵
三篇新闻报道（帖子）还有一个有趣之处：三位作者并不是简单的罗列事实，而是不约而同的秉持着批判反思的态度。这说明，此类现象已经发展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才会如此密集的引起有心人的关注和警惕。
如前所述，这是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和各类app经过长足发展后，深度介入人们生产生活的必然结果，只不过因为今年疫情的影响，人们对订餐、娱乐等需求显著增加，相关问题才浮出水面，从而引发思考。
但是，曾有一篇新闻报道，对类似问题的关注和记录远远领先于时代。这就是《南方周末》在2007年底刊发的特稿《系统》。
这篇报道从一名沉迷网络游戏《征途》的女网友的视角出发，对《征途》游戏中隐藏的崇尚暴力与金钱至上的运行逻辑作出了如同魔幻现实主义般精彩的描述。
据说，这篇报道刊发后曾令史玉柱大为震怒，全文一度在互联网上消失不见，使得整个事件更具有了一种卡夫卡式的荒诞。
2009年，作者曹筠武凭借此文获得“骑士国际新闻奖”，当年获奖者全球仅有3人。
《征途》游戏与三起新闻事件最大的相同之处是：成功的将人们的虚荣心与胜负欲转化为驱动力，使人们心甘情愿的付出金钱、时间甚至劳动力，并以“游戏化”的方式贯彻在系统中。
“吕洋心里清楚，王位是真金白银买来的。一套转生150级左右的顶级装备，平均要开5000个宝箱。按照系统繁复的装备打造设置，要给一套装备镶上14颗星星，打开“灵魂锁链”，镶嵌补天神石，花费又在5000元左右。随着等级的提高，原有的装备又必须相应替换或升级。平均每升5级，装备就要更新一套。这时的“女王”已经成了一位熟练的开箱工，日复一日地开宝箱，升级装备，再淘汰，再升级……“后期主要就干这个事情了，”吕洋回忆，“不更新换代不行，不然国王很快就变菜鸟。””
而在《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同样的场景再次出现：
“孙萍表示，在超时的惩戒之外，系统还用这种游戏化的评估方式，将很多骑手卷进了一个无法停歇的循环。“他们希望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一位骑手对她说，“我上个月已经是黑金骑士了，如果我想维持，我还需要832点，还有很多活儿要干。””
不同于前辈的述而不作，《外卖》一文借学者之口对这种梦魇般一再出现的现象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这种游戏化的包装，不仅具备成瘾的可能性，还巧妙地把骑手的自我价值实现与资本管理结合在一起，而游戏化的外衣，则为算法的剥削进行了普遍的、内化的、合理的解释。”
我们不清楚报道作者在定下《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个题目时是否有向《系统》一文致敬的意味，但可以客观的说，《外卖》是继《系统》之后对这类问题探讨最为深入、影响最为广泛的新闻报道。虽然相隔13年，但两篇报道中闪烁的人本精神和时代忧思一脉相承、遥相辉映，这是两代优秀新闻人的道义担当与薪火相传。
《系统》作者曹筠武（图片来源于网络）
《外卖》作者赖祐萱（图片来源于网络）
然而，13年过去了，“系统”对人性的控制和利用不仅没有弱化，反而更加纯熟、更加隐蔽、更加广泛，反而从线上走到了线下、从虚拟走进了现实、从网络走向了生活；不仅没有止步于游戏领域，反而与人们的衣食住行紧密相连，甚至决定着人们养家糊口的劳动所得。
“系统”的诛仙大阵已经布下，未来，人类有可能突围吗？
人类突围
在那篇关于B站钢琴区的帖子中，作者评论道：
“内容创作者的竞争日益激烈，几乎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在竭尽全力吸引更多的眼球，而在这之中，软色情无疑是最轻松且最容易见成效的选择之一。”
作为短视频平台的代表，抖音的算法则是这样的：
“首先允许视频发布者附近的个别用户能够看到，根据这部分用户的点赞率、播放时长、评论内容等数据，测算该视频的评分星级，如果达到一定标准，就会向更多类似用户推荐，如果数据没有衰减，就会继续推荐，如果数据衰减或者评星不高，就会减少推荐。”
这可能意味着：乐器演奏者的衣服之所以越穿越少，浮夸尴尬的短视频之所以越拍越多，其实就是因为“深受用户喜爱”。
在外卖骑手中，也存在着相同的逻辑：
“孙萍说，单项话语权是目前这套算法最大的问题。而在整个系统中，最无解的部分在于，在让骑手们越跑越快的推手中，也包括骑手自己。”
“系统要求骑手越跑越快，而骑手们在超时的惩戒面前，也会尽力去满足系统的要求，外卖员的劳动越来越快，也变相帮助系统增加了越来越多的『短时长数据』，数据是算法的基础，它会去训练算法，当算法发现原来大家都越来越快，它也会再次加速。”
真相越来越清晰：无论是基于生存欲望还是价值判断，大众的选择向来都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众并不无辜，而是“系统”的同谋。
有没有可能，大众通过选择，扭转这种局面？
比如，系统要求30分钟内配送，但所有的外卖骑手都将时间控制在30分钟以上，没有人提前哪怕1分钟，只要反复操作，按照算法的逻辑，不仅不会继续压缩，反而可能适当延长配送限时。
再比如，所有的乐器演奏者都衣着得体、举止端庄，专心提升演奏技巧，或者在拍摄创意上出奇制胜，没人想着打擦边球，长此以往，视频播放量也会良性增长，因为大众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杜绝了擦边球，自然就会被其它亮点所吸引。
又比如，所有的街拍达人都注重呈现自然美和真实美，或者使用富有创意的手法进行剪辑，或是引入精心设计的故事情节，增加短视频的技术含量，没人去摄制尴尬的街拍，只要长期坚持，各大商业街上有碍观瞻的问题也一定会被解决。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上述情况中，如果有一名骑手提前完成配送，他就将获得更多的派单和奖励；有一名演奏者穿了短裙，视频播放量就会几十倍的增加；有一则短视频暴露出低级趣味，带货量就会成百倍的上涨——其他人越是遵守规则，这种行为的获利越是丰厚；系统搭建的平台越大，吸引的骑手和演奏者就越多，他们共同坚守的可能性就越小。
这就是经典的“囚徒困境”，这再次提醒我们：人类的个体理性经常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不仅如此，在信息时代，各类系统平台用户和受众的数量都极其巨大，这也使得“囚徒困境”更加难以破解。
更为严重的是，在“剧场效应”的作用下，此类竞争往往会进入一种恶性循环。
由此可见，在不引入外力的情况下，靠用户与受众自身力量突围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但重要的是，这提醒我们，人的选择是可以反过来影响系统的。
只是，这场漫长的博弈之路到底通往何方，唯有时间能告诉我们了。
后记
王安忆在《遥想手工业时代》结尾中写道：“最要紧的是，人类在手工业时代发达灵敏的感官，将要或者已经走到了退化的下坡路。”
今日的人类，正在这下坡路上绝尘而去。
正因如此，“机器对人的异化”这类课题才更应引起人们的关注——机器、算法和系统恰恰可以令人类更好的认识自己。
如同没有死亡就不知道生命的可贵，只有在机器面前，才知道血肉之躯的可贵；在算法面前，才知道自由意志的可贵；在系统面前，才知道人作为个体的可贵。
机器继续轰鸣，算法不断优化，系统仍在扩张。
《系统》中的吕洋，作出了下线的决定，便永远没有回来。
骑手们仍在飞奔，为了一个更好生活的可能。
我们也将作出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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