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崔硕未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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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又重回,她们在骑手岗位来来去去,在川流不息的生活中逐浪,目前能捉住的,虽然只有这一叶孤舟。
“我对提高外卖员学历的活动感兴趣呀,但我要赚钱养家糊口,没时间啊。”在上海做骑手的庄哥说。他计划凑钱回四川老家开小吃外卖店面——这也是他目前最了解的领域。但每年二三十亿元的房租并不低,要凑钱,收入相对较高的骑手职业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庄哥兜兜转转已做了十年骑手,每晚繁忙奔忙,无瑕思索或参与别的事情,虽然与将来的职业发展有关。
不少骑手同庄哥一样,颠簸后想早日安定出来,过相对稳定的生活。但是,曾在上海西城区做骑手服务督查的社工何思齐发觉:“很多骑手表示不会常年从事这个职业,但毕竟他早已干了很长时间。”
据学者孙萍2020年的督查报告,66%的受访骑手觉得做骑手不是一份可以持久的工作。孙萍将其称为一种“过渡性”的劳动,“对个体劳动者起到了临时性支撑的作用”。个体在生活碰到变数、需要暂时缓冲时选择它,直至找到更好的工作。但“过渡”多久?骑手有没有将来?有多少人能从“缓冲”中迈向更好的未来?当舆论持续聚焦骑手相对困窘的外在环境时,骑手个人内在的挣扎与摸索也应被关注。
▌成为骑手
2021年,我国外卖骑手已超过1300万,其中近26%的人曾有过小微创业者或个体户经历。多篇报导反映:为还债、为谋生,近三年好多上海、上海的餐厅老总在关店后改行从事外卖工作。小城镇同样这么,30岁的顾姐是来自福建省泉州市的一位骑手,三个月前她还是故乡小吃店的合伙店长,但上半年北京疫情使小吃店无法为继,顾姐选择跑专送。
选择送外卖并不是顾姐一时盛行,她在经营小店时即有送单经验。
2020年6月,她和妹妹决定在故乡B镇经营一家烤肉店,哥哥出资,顾姐炒面。计划很周详:校址选在B镇中心街旁广场的旁边,有学生客源;疫情时抄底租店,房租实惠;他们还出席了小吃项目的专业培训,虽然培训项目非常敷衍,“培训师只是把鸡腿放进去炸,之后再捞下来看一下成色,并不告诉我们怎么把握具体时间”。作为姊妹俩的第一项事业,也是妈妈脱离十二年全职主妇生活的寄寓,小吃店终于开业了。但是,没有想像中的人声喧腾,小吃店经营不温不火。
为了提升客户的下单率,也为了降低个人收入,顾姐在今年9月开始尝试店家配送,免除客户配送费。小镇不比一线城市,一个小时只有一单是常态,每晚只能挣三十元左右。顾姐坚持跑了3个月,直至春节。“过年我得体体面面地回去,不能让同事晓得我去跑外卖。”面对亲人的关心,姊妹俩会动怒把话题扯开。年过完了,店里的生意还是没有好转,顾姐只好继续送外卖。
两个月后,“饿了么”调整工资构架,顾姐为了多挣钱只好选择有月薪的专送。月薪尚且吸引顾姐,但小吃店的生意又不能全交给弟弟。因此站长特意减短了顾姐的工时,她成为镇上惟一负责配送早6:00-8:00外卖的骑手。她兼具骑手和生意是超负荷运转,拖着疼痛的手臂回到店后,还要负责拾掇小吃店,到家盥洗完已是半夜。
笔者在上海走访骑手时,也发觉不少骑手以前做过小本经营,疫情时收入低迷,决定改做收入高、工作时间相对灵活的骑手工作。33岁的陈大婶来京之前在四川老家从事汽修工作,疫情开始后为降低收入兼职骑手,期间从别的骑手那儿了解到上海骑手工资很可观。“在老家收入不行,我还有整个家要养活,学历也不高,到哪都是打工,总之也送过外卖,到南京还不是一样,干得来。”于是,今年夏收后他来上海开始做“饿了么”专送。
较低的年纪、学历门槛,为想步入骑手行业的待业者敞开房门。在上海跑美团众包的衡叔此前在同学的一家按摩店兼任按摩师,但疫情让按摩店关门。纵有丰富的工作经验,45岁的衡叔被年纪要求卡住,也不能回到之前工作过的面包店做配送或去中通做快件工作。思来想去,他加入了美团众包,因此他花了很长时间,让不再年青的身体适应外卖的高硬度室内作业。
▌离开,重回
“在城市里,跟随订单走,一年四季风吹日晒,保不准哪些时侯就累到不想再跑了。”陈大婶发觉站点里熟悉的脸孔会一茬茬变化。专送辞职并非说走就走,要提早两个月打报告能够离开团队。秋收季节是例外,跟站长临时打声招呼,就可以被批准。“秋收时回家,站长希望我们在老家多宣传宣传,拉同乡一起返京跑外卖。”
与陈大婶一起进京的年青人,坚持了两个月众包就辞职了。上海的冬天,朔风一吹,虽然裹得严实也冻得哆发冷嗦,即便送单要顶风加速抢时间。站点里的骑手大多租搬去西山附近,二人同住一间,人均每月租金七八百元,有些廉租房在冬天没有供暖,一整天都冷得透骨。“我有小孩上中学,须要多挣钱,冬天骑手飞走得多,我的单也会多,她们年青点的忍不了。”为了节日提成奖励,陈大婶今年还选择留京春节。等天气回暖,又有新的骑手补充进站点,有些在冬天离开的,会在秋天选择回去。
来自广东的23岁男子小李,如今是站点的单王。早晨走访时(上海的外卖骑手通常10点开始工作,11:00至13:00、17:00至20:00是繁忙期,其余时间相对悠闲),魁梧匀称的他仍时常刷新平台信息。2015年中学结业后,小李与两位朋友来上海从事外卖骑手。“一个干了1个月,一个干了1年半,都是由于嫌累。”小李在一年半的时侯和朋友一起回老家,然而回去后发觉也就面点师、汽修的工作可供选择,他又独自回到上海做骑手,“当时月入轻松过万,准备干着攒凑钱”,没想到就坚持了7年。
没有计划做全职骑手的顾姐,在今年坚持兼职“饿了么”专送数月后,把心一横,辞掉骑手工作,全身心投入小吃店。她和妹妹寻思了烤冷面、小烤肉等更多面食种类,小店的生意也开始好转。眼看稍有起色,他们遇上了北京3月末的疫情扩散。某日夜里睡醒后,顾姐所在的A镇和B镇间的公路被封了,她只能呆在家中,小吃店的客流量也跌至冰点。虽然此前就有考虑把店转掉,此次姊妹俩才下定决心在租金4月到期后舍弃续租。“熬不住了,再想坚持也坚持不下去。”
整个八月,顾姐宅在家中,浑浑噩噩。但生活总要继续,思前想后,顾姐决定重回骑手岗位,“总不能始终呆在家里,先骑着瞧瞧呗。”
▲顾姐B站视频截图
顾姐选择了美团专送,每晚要跑12个钟头。头天出来,顾姐四肢麻木,取外卖、下走道都是一级一级地前脚下、后脚掌上。副职的工作硬度远超兼职,这还是没有爆单(好多外卖单在同一时间集中出现)、相对悠闲的情况。第二天早上,在顾姐关掉外卖派单系统时,平台数据显示顾姐送了34单,这个单量在上海连排名榜的影子都见不到,上海的单王起码要80单,但在B镇,她是团队当日的单王。
作为专送骑手,每月跑够900单后顾姐可以获得月薪1800元,每单的单价是4.5元,她6月的薪资5000元出头——这在B镇是很不错的薪水水平,令顾姐吃惊。
离开又重回,不同的个人依据自己的现实境况和经济状况,在骑手岗位来来去去。骑手的生活状态是流动的,职业身分也是流动的。个人在川流不息的生活中逐浪,她们能抓牢的只有骑手职业这一叶孤舟。
▌选择被粘住
假如说第一次做骑手,有好奇和尝试的冲动,再一次回到骑手岗位,却往往是由于无可选择。
宅在家的六月里,顾姐也曾考虑过接出来的工作。以她过去在房地产公司当过出纳和会计的经历,在城镇找份文职工作并不算难;但不仅租房开支,大专学历导致的潜在升职困局也让顾姐倍感忧虑。职高结业时她出席的是对口中考——可以学习定向专业的学历考试。顾姐也考上了本科,但她没有去。考上本科、本科却没有读,这在同级生中并不稀少。谈起此事,顾姐懊悔不已:“可能当时眼界小,只想着当下我开心、我快乐就可以了。”而找份附近鞋厂里打螺母的工作,这些选择更早早被顾姐排除掉。她觉得见识了城市的多彩,不想被拴在鞋厂里生活。“进厂会把你固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
害怕被“拴住”,也是小李的疑虑。小李告诉笔者,做骑手7年,他不喝酒、不饮酒,如今每晚把固定开支控制在80元外卖管理系统,一年到头可以攒10亿元左右。小李早已在老家买了房,但并不想回家。“回老家就要被催婚,在老家我能做的工作也只是开个店,每天都固定在哪里。”在“继续做骑手”还是“回家”的问题上,小李的同学与他达成了共识。作为当初的流动儿童,他的同学还有着儿时多地就学的经历,对“老家”的概念更模糊,很适应骑手的生活状态。
关于“自由”的工作状态,已多有报导和研究强调,这些“自由”是平台劳动提供的“虚假自由”,“骑手困在系统中”。从骑手的角度,她们会纵向对比步入门槛相像的制造业流水线。2021年外送江湖勇士联盟舵主在接受专访谈论对自由的理解时说:“(对比在广州流水线的工作经历)只要把订单完成,其他时间爱干嘛干嘛去。并且在鞋厂上面不是这样,这个任务完成了,若果上级看见你在这站着不动不干活,他就总会给你找点事情干。”他们看重即时自由的体会,在悠闲的工作时段仍能体会对生活节奏的把握,例如顾姐工作之余,会在短视频平台上传自己骑手工作时的视频,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生活。
一些骑手尝试跳出这份职业,但兜兜转转又回去,也反映出她们目标感和规划能力的缺位。学者孙萍尝试解释这些现象:“很多骑手一旦身陷到了零工经济当中去,就很难再跳回到制造业或则其他行业当中去,相反他会粘在这个平台上。并不是说粘在单一的APP上,而是他会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来回地跳,并且他会仍然在这种零工上面不稳定地活着。”
许多人在生活中频繁择业、再就业后,继续选择做骑手,是出于现阶段这个行业收入高、变现快。虽然薪酬调整,“努努力拼一拼,月入过万还是没问题的,再不济,七八千元一个月也是可以的。”在美团做乐跑骑手的庄哥说。(乐跑稳居众包和专送的中间状态,乐跑骑手专门处理路线短、单价低的短途单。)来钱快、不须要持续技能提高的行业特征,影响着她们的自我规划,可能使骑手丧失继续接受教育的动力,从而与这个行业越粘越紧。
▲关于兼职骑手的本员工作的统计©美团研究院《2020年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
据报告,兼职做骑手的群体中,不乏金融从业者、企业管理者等传统认知里的白领人士。但是,这一类兼职骑手有专业技能兜底,要跳出这个职业更容易,她们自己也有更明确的目标,而常常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骑手在这个行业中被冲散。曾在上海督查外卖骑手行业的“一碗饭”(化名)在同盟主的交流中说:“这么多的年青人做外卖,只须要靠体力,不须要太多的一技之长,不须要多高的教育投入,这种年青人是如何来的?少数农村年青人上学院,完全跳出‘农门’,大多数出门去鞋厂打工、去城市送外卖,教育体制把她们给分开了。”
▌未来的阶梯
2021年7月16日,国家八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中明晰提出“提升效能,优化劳动者权益保障服务”的建议:
“创新方法技巧,积极为各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个性化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创业培训等服务;构建适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模式,保障其平等享有培训的权力......”
不少社区在探求举措落地的形式,广州市朝阳区民盟的学历提高公益助学项目,可以为骑手提供5000元的奖学金(总杂费约为7000元),捐助优秀骑手攻读国家认可的专科学历(通常为货运管理专业),但条件是骑手年纪不超过35岁,拥有中学、中专学历;作为交换,还要参与“小巷管家”志愿服务,学习方法主要是网路自学。庄哥感兴趣的就是这个项目,但也意识到,假如抽出时间每周按量听网课、写作业,要承受送单量收入降低的代价。
社工何思齐所在社区的青年汇服务项目在前期督查时,也寻问了骑手们技能提高的意愿。“普遍觉得提高的意义不大,或则是不晓得要提高哪些,觉得外卖骑手这个行业似乎没啥可提高的,反倒对其他摄影之类的兴趣班可能更有意愿。”
2020年外卖骑手即将以“网约配送员”名称列入职业分类目录,人社部也发布了《网约配送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促使外卖骑手职业发展规范化。平台方面,“饿了么”在全省试点举办新就业技能提高培训,美团也推出了“站长培养计划”,在十多个城市试点。美团还与国家开放学院合作,为骑手提供全额奖学金,鼓励其提高学历。
但是,目前只有少数符合条件的骑手能攀上职业提高的阶梯外卖管理系统,大多数骑手还要直面现实的壁垒,踌躇观望。顾姐直言:“很多人就会问我,为何不去提高自己,但首先你得工作对不对?你工作就能挣到钱养活自己,工作之余再去提高。我如今只想糊口,先挣着,更重要的还是终生大事。”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多的经验,对于未来职业规划的想像完全依赖送餐时的见闻和成为骑手前的阅历,她也不晓得那些有关职业、学历提高的计划。同时,骑手内部的上升渠道也很窄小,一个站只有一个站长。
一方面职业发展路径窄小,另一方面骑手们还被映照在社会的职业歧视下。前不久,陕西宝鸡作协会员冯开俊做专职骑手的新闻引起热议,冯开俊表示:“有人说,外卖骑手就是一送饭的,我不那么觉得。这是一份得体的工作,首先是做好自己,要尊重别人。有一份得体的收入,支撑家庭,支撑自己的爱好,能够帮到他人,很好。”然而,并不是每位人都能拥有骑手职业的价值感。笔者参与社区企划的“两新就业青年相亲服务活动”走访时,也了解到一般男骑手参与热情较高,而少有从事其他服务行业的独身男性青年乐意出席。
学者郑少雄在论文《被注视与被忽略的“劳工神圣”——对外卖骑手研究的人类学比较与反省》中阐述,“个人和社会生命周期中困局的出现是不可预测的,窘境之下的选择也不总是实践理智的,个人及社会的挣扎和维持,也正是劳动者发挥主体能动性的关键节点,恰恰须要阈限型工作(意味着‘脆弱性’和‘非规范’)来提供兜底性的实践空间。”过渡性职业身分有其必要性,同时骑手个体要面对着职业偏见的现况,而认知评价的改变是一条漫长的公路。他提出从学术角度介入,“要从局限在工人阶级头上的‘劳工问题’回到包括士农工商在内的‘劳工神圣’的整体性思路,劳工神圣意味着所有广义劳动者都得以自主地实现蔡元培所说的‘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别人的事业’,哪怕仅仅是送出一份外卖。”
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将骑手作为过渡职业以后,渡往何处?每位人都是探求中的雾行者,学着做生活的艄公。小李准备继续在上海城穿梭,虽然在这座城市里,他只熟悉站点所在的街区,“跑到不想跑了,再回老家开个汽修店吧”。顾姐继续在镇上送外卖,对于自己的事业没有期盼过。她仍难忘一次在取完餐打算送出时,迎头遇到高中朋友,朋友穿着红色衣服,留着斗篷短发打算进店喝水。攀谈完,顾姐在店外的电动车上不禁感叹,人与人的差别在一进一出间渐渐被拉开。“不晓得对方如今从事哪些工作。她慵懒地在餐厅就餐,就让我羡慕。”
封面图来自新华网。
参考文献:
[1]郑少雄.被注视与被忽略的“劳工神圣”——对外卖骑手研究的人类学比较与反省[J].社会学(人大打印),2022,(第4期).
[2]结绳志:平台内外的外送江湖勇士联盟,
[3]稻菽千重浪:人的逻辑和算法的逻辑:孙萍、何思齐对谈外卖骑手与平台的关系,
[4]孙萍张仟煜蒋思雨雷婕妤李云帆.互联网经济下外卖行业劳动关系现况调查报告(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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