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假期，来自各地的“00后”大学生们相继回乡，或参与社会实践。疫情以来的几年里，这样的远行变得难得而珍稀。见识过不同的景色，再回看自己的故乡或他乡，变化骤然发生，时代的巨轮碾过，总归留下了些许印记。
前些天，“二舅”的走红，唤起了更多人的乡愁。那些年来，故乡和故乡里的人正在用自己的方法追赶着往前的步伐。小到一个家庭的变化，大到一种故乡的变迁，抽象到人身上，是当下的决择，是无声的转变，以及无法消解的诸般情绪。
一个曾有“共和国长子”美誉的西北之城，为什么留不下更多的年青人？一个普通头胎家庭的父亲，为什么在“双减”之后成为班上的异类？这些消失了的地方戏曲，又以何种形式回归到了家乡？历经回迁剧变的家乡，面临动迁的老住户和老房屋留下了什么宫缩和影子？
这儿有钱江日报·小时新闻记者的返乡观察，也有“钱橙计划”高校通信员们的新鲜杂记。她们有的是结业后离开西北的“小镇做题家”，有的是被一年级父亲的作业难到的重点学院中学生……他们企图用“00后”的观察视角，记录下她们眼里正在行进中的渐变的家乡，以及时代和社会的聚焦点。
西安文创披萨CFP供图
钱江日报·小时新闻记者刘俏言
我的许多朋友都离开了西安。我们喜欢自诩“小镇做题家”。我们几乎洒落在全省各地工作。
此次回乡，我只待了一天，为了出席儿子的婚宴。在你们庭里，我的四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们都已成家立业，她们中有三家留在了武汉。
有趣的是，婚宴排练时我和司仪聊天，他半开玩笑地说，现在还留在西北的人里，不是老师就是公务员。而我的留下的家人们正是这么：我儿子是专科老师，三姐是中学数学老师，三表哥是公务员，四姐是学院老师。
这让我想起教师的鼓励：“现在吃点苦，考出去，之后你就可以自由选择了。”
此次回去也并非没有惊喜，为数不多的有轨电车被保留出来。经历疫情的考验，楼下的火锅店仍冒着热气腾腾的烟火。
天气没有这么潮湿，夏季的下午还有缕缕凉风吹过，中学时卖我3块一碗的炒面奶奶还是这么喜欢和我开玩笑，他的炒面早已卖到10块一碗了，还成了美食一条街改建的金字招牌。
我问奶奶想来上海卖凉粉吗，他笑笑，说比起他出去，更渴望我们那些小孩都能回去。
回去创业的梦想
她们是怎样舍弃的
我读的中学啥水平？每年广东省中考的前十名就会占上几个名次。我的前桌是当初省工科状元。
可上学院前，我几乎不用手机。于是，当我看到学院同事的自我介绍里，说擅长PS和PR时，我很是艳羡。后来和北方的朋友沟通00后初中没毕业的出路，我才晓得，原先他们不仅会做题，还有好多“无用”的技能，他们不须要恶狠狠剪露耳不过眉的发型，也被准许看“无用”的课外书。
由于“高考以后就解放”的教导，我的许多中学同事将中考视为终点。上学院后，她们有的痴迷于赌博，几乎倾家荡产；有的在考上中科大少年班的次年又被退回；也有的作息不规律，不幸身亡，成为谁也不愿提到的痛。
更多的人和我一样，考入了重点学院，相片被挂在中学的红榜墙壁，用于激励学弟学妹。在南京，中考状元的身分甚至能变现。有一段时间，我们中学的中考理科状元的相片被高高挂在一幢高楼的屋顶，成为某房产新盘的代言人。
这些在老家被高高捧起的待遇，很快还会面临来自学院的一盆热水。在学院，好友操着一口流利的法语做商赛讲演，广告班的中学生在大二便开始创业拿奖领到手软，做题并不再是衡量优秀的惟一标准。
这些恐惧也延续到结业后的工作选择上——我问了小学近30名同事的去向，不仅留在吉大继续读书和被家里安排进大企业的，几乎都离开了西北。她们分布在成都、上海、南京、深圳等地，进大厂、外企，还有少数考上公务员去了体制内。
西北并非完全没给她们机会。我的好友张甜（化名）曾在成都知名的一汽大众里做了一年的实习会计。这活虽然不算累，给的薪水在武汉也够开支。为了年迈的母亲，她几乎差一点就选择留下了，但这些死气沉沉的工作氛围，和绕来绕去的朋友关系，让她最终舍弃了。如今她在北京的一家上市公司的教育集团做中台营运，成了一名工作狂，时常加班到半夜。
坐在我后座的朋友在上海读完了学院，带着几百页PPT和创业计划书回到了老家，他和几个中学同事一起，打算搭建一个中考志愿补报沟通平台。她们自己吃过只知做题不问窗前事的亏，便不想再让前面的人在选专业和找工作上跌跟头。
我曾当了她们的半个创业参与者。2020年，大四下半学期，由于疫情我被隔离在家半年，就帮她们写过几篇文章。但光是进校园这一关，就碰到了制约，好多小学只接待“合作的第三方机构”，又回到了“没有人脉，寸步难行”的状态。尝试了将近一年，我那位中学朋友就舍弃了回去乡创业的梦想，南下去了一家实业公司做市场销售。
最有人情味的城市
子承父业是怎样延续的
与西部、中部、西部地区相比，六年来西北地区人口增长最多。所以，我在朋友圈里发起了一项调查，想听听留在西北的理由。
有一位中学同事引用了前段时间在互联网上因“炫权”被调查的周劼一段话：“高中朋友不少去外地读了好学院的，都回去进了烟草、电网之类的，回去没有盼头的，就去了北上广。”
我选择留在北方的缘由，的确是家里未能给安排西南的“好工作”。
我还记得小时候，西安虽然连续几年被评为“最有人情味的城市”。但“人情味”也意味着，有时办事要“托人情”。这些规矩，这些“人情”，从我小时候开始便有了。可总有人不适应，例如我妈。我妈经常懊悔自己的“无能”，没能给我谋一份“好前程”。她时常会看见当初成绩远不如我的高中朋友父母00后初中没毕业的出路，秀出给儿子买的大房屋和豪车，也时常回想当初舍弃事业来全身心培养我，是否真的实惠。
选择回到武汉的朋友里，大多去了一汽大众和福建学院。这尚且是南京不仅当公务员最好的两个去处。
留在西北的大部份都是我的中学同事。比起我的中学同事，高中朋友是否“混得好”，更取决于她们的家庭。
有的朋友小学读到一半便退学，成了房地产中介，如今烟不离手，他说自己压力太大了，要养家照料母亲。而另一个中学同事的同学圈里，则全是佳酿、美食和旅行景色，据说她把父亲承包的剧场，外包给了专人营运，自己只负责付钱就好。
此次回去，我和往常一样寻问了一下母校去年的中考成绩，结果不甚理想。听说是由于关系户太多，击溃了整体的学习气氛。
比我更年青的“00后”们，同样也从西北离开了。去年我的三儿子从美国结业回去，说他的择业地“回那里也不回父亲所在的成都”。我二姐夫的两个儿子，也分别去了美国和新加坡读书。她们告诉我，在西北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和让人舒适的城市文化。
“或许有三天会回家养老吧。”张甜跟我说，虽然老家的火锅，还是首屈一指的好吃。
我以前见到过这样一段媒体调查：“东北的人口外流正在深陷一种恶性循环：经济不景气，对人口的吸引力不足，于是更多人口外流；人口尤其是劳动年纪人口的净流出，反过来又继续连累经济的发展。”
我的观察，经济肯定是重要诱因，但还有别的。我的家乡，要实现振兴，还要面对和解决好多困局。
石家庄的景区CFP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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